邓小平思想——我们今天仍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民众生活大幅改善，邓小平思想功不可没。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中国的突破与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在1980年代中期的讲话中，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限定为“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说明了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谨慎小心。 经济改革的大胆突破和政治改革的慎重设限，是邓小平思想的特点之一。

老左派——仍以阶级斗争为纲

老左派在改革开放每个转折点都高分贝发声，留下鲜明印记。请看：提出“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抵制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打压包产到户、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指责经济特区；压制作家艺术家自由探索；批判商品经济，凡事问一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维护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以多份万言书反对私营企业主入党；反对《物权法》平等保护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指责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公开批评邓小平、批评党中央的“路线错误”，盛赞“文化大革命”并要求为“四人帮”平反……这些都是过来人耳熟能详的记忆。

老左派的主张，一言以蔽之：坚持毛泽东晚年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老左派也受到压力，日趋边缘。他们的语调也许过激，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很值得思考，如两极分化、官商勾结、腐败日甚、压制不同意见等。

自由主义——在“夹缝”中承受压力

1998年12月，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朱学勤发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文中说：“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这是对自由主义思想的简要概括。

朱学勤说：“因为自由主义同时抵制上述种种危险倾向，在两面陡壁的夹缝中反复述说，故而它在正面承受威权压力的同时，又必然在侧面遭遇来自知识界内部一部分朋友的误解甚至猛烈抨击。”

新左派——“本身就是疾病，不是药方”

与老左派不同，1990年代后期开始登场的新左派思想内容多为舶来品，“与西方接轨”。接什么轨？ 西方左翼思想及后现代理论的轨。

一般认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是从汪晖发表在《天涯》杂志1997年第5期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一文而起。随后双方激烈争论，在世纪之交达到高潮，至今余波绵绵。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涉及全球化与中国发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与西方关系、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自由与民主、中国现代化道路等诸多重大问题。

新左派对全球化持质疑或反对态度。他们认为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梦，WTO是西方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凶多吉少。就国情来看，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演变为市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西方跨国公司掠夺中国资产，奴役中国民众。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弊端丛生，致使中国出现贫富分化等一系列“丑恶的现实”，难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特别是国企改革，黑箱作业鲸吞全民资产，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这些弊病是怎样产生的呢？新左派很少剖析国内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也很少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新左派不少人士赞同“文革”，他们肯定“文革”的“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提出应该从中吸取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大民主。新左派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并通过赞扬格瓦拉称颂革命。就上述主张而言，新左派和老左派合流了。

民主社会主义——走出“叛徒”形象

很长时间里，民主社会主义在国人心目中是负面形象，是“叛徒”。长达几十年的大批判，自然引起一些人的研究兴趣，但没人敢于公开正面地为民主社会主义以及社会党辩护。

有学者说，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自由主义侧重个人权利，民主社会主义侧重群体福利。他们引用东欧剧变之后从共产党改名而来的东欧各社会党的纲领说明这一点。保加利亚社会党说自己是“一个群众性的党，代表并捍卫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保障，反对失业和贫困化”。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党强调“应实行真正的社会保障”。这里不是散发着浓浓的社会主义味道么？

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并非中国福音

美苏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加速，民族主义也趁势而起。 最早是何新在1990年提出民族主义主张，要求反击西方颠覆阴谋，加强爱国主义。

1996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掀起情绪化民族主义冲击波，使民族主义议题从学界进入大众领域。2009年，《中国不高兴》一书问世，可看作《中国可以说不》的续作。奇妙的是，与《中国可以说不》出版时受到热捧不同，《中国不高兴》没有得到媒体好评，颇多媒体甚至对此书持嘲讽态度。

有学者评论说，民族主义有很强的非理性一面，现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长期积弱一朝发达的亢奋。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经济规模马上要跃居世界第二，亢奋的民族主义只会加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只会有助于“中国威胁论”扩大市场，并非中国的福音。

新儒家——要求以儒学为官学，以儒教为国教

2003年至2005年，内地部分儒家学者正式提出建立儒教和儒家政治制度，引起激烈争议，是为近年文化保守主义复兴一大高潮。

大陆儒教的倡导者要求把儒学树为官学，以儒教为国教，建立儒家政治制度。因此，他们要求废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根本指导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指导性意识形态。以上是所谓上行路线。

下行路线则是在全国民间普遍建立儒教社团，成立儒教协会，开展活动，鼓励民众建立儒教信仰，建立儒家生活方式。

民粹主义——破坏性手段终将使民众受伤害

概括起来说，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有以下几项： 一是极端平民主义。二是反对在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要求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要求直接的“大民主”。 三是要求“均贫富”。四是视革命道德至高无上。五是诉诸街头运动，诉诸暴力，热衷于“推翻”、“革命”。

社会转型期正是民粹主义高发期。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转型的今天，民粹主义再度高涨。最具爆炸性的收入分配不公、官黑勾结、贫富分化等热点，形成了有利于民粹主义滋长的土壤和气候。

民粹主义当然是对社会不公以及腐败的抗争手段，但是它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常有破坏性，结果将给民众带来更大的伤害尤其当大众被某些魅力型领袖控制利用的时候，群众运动往往成为强制意志统一、压制个人权利的反民主的专制手段。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精英主义。中国改革的最大变化之一，是以精英主义取代民粹主义，结果是财富喷涌，经济暴涨。但是，精英群体也鱼龙混杂。当精英联手维护自身利益，走向特权和腐败的时候，也会刺激民粹主义，给社会造成很大危害。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1期

（作者马立诚系政论家、文史学者）